6月2日，武漢某小學被撞學生的母親在小區墜樓身亡，社交賬號簽名留下“孩子，你是不是很孤單，媽媽想去陪陪你”。10天前（5月23日），她的孩子譚某在校內被老師劉某駕車撞傷后不幸離世。
這起雙重悲痛的事件中，母親離世前遭遇的網暴終于引起重視——孩子離世后，母親接受采訪的視頻公開，網友對其穿著妝容品頭論足。
2日晚，警方稱遭網暴情況正在調查。目前，多個發布惡意言論的賬號已被平臺禁言
誰也不知道，母親最后的選擇與所受網暴是否有關。
但如果沒有這些惡意中傷、揣測的言論，而換成全網支持她討要道歉的言論，母親這段時間會好受一點嗎？
2023年了，網絡暴力仍屢禁不止。
僅今年以來，就有“粉色頭發女孩”鄭靈華被網暴去世、地震幸存者“鋼腿女孩”牛鈺分享戀情被網暴、開著拖拉機到西藏自駕的網紅“管管”因不堪“黑粉”網暴輕生等多起事件發生。
網暴，已經到了不得不主動治理的地步。我們梳理了當下網絡暴力的十宗罪，希望喚起所有人的警惕——
門檻極低，傷害性極強
發動一場網暴，只需要一部聯網手機、一個ID（甚至不需要有粉絲），自從有了語音輸入，甚至可以不識字。
只要你的評論惡毒、足夠陰陽怪氣，或者帶點諷刺“幽默”，滿足一部分人陰暗的想象，令其點贊、轉發或者跟帖，網暴——這種在網絡中對別人造成傷害的侮辱性與騷擾性行為——就發生了。
而無數人的這一套簡單的動作，對個體帶來的傷害卻是極大的：名譽被毀、事業中斷、“社會性死亡”，甚至是被迫以死自證清白——
還記得“粉發女孩”那句話嗎？“如果我死了，是不是社會輿論就能關注到網暴，或者讓這些發言的人羞愧一輩子？”
電子蟑螂，躲在面具下
網絡暴力的盛行，一定程度上離不開互聯網的隱匿性——在不少媒體針對網暴者的采訪中，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
自己在生活中是個體面人，但是在網上好像披上了一個馬甲，沒人知道自己是誰，心情好就點點贊，心情不好的時候就瘋狂輸出罵人，宣泄戾氣和負面情緒，甚至也不覺得自己參與過網暴。
2020年，互聯網上的肺癌博主“虎子”和“松餅君”相繼去世，他們皆因被質疑直播是為了“賣慘”“流量”而遭遇過大規模的網暴。當網暴者“句號”點開兩人的主頁，準備像日常一樣開罵時，發現他們已經去世，這才突然相信兩人是在分享抗病經歷，“人生無常，沒想到我是網暴的一員”。
匿名和實名是雙刃劍，并不是匿名制度才導致了網暴者的存在，而是網暴者攫取了匿名制度的漏洞，從中獲取可乘之機——某種程度上，“momo”面具在社交平臺上的盛行，也是人們對自己的一種保護：戴上匿名面具更加安全，最起碼不用被“視奸”和“考古”。
一言不合扣帽子
近年來，有不少網絡暴力行為的背后，總是裹挾著民族情緒和性別主義的思潮。
美國學者霍夫施塔特所著的《美國的反智傳統》一書中，指出了民眾將政治中的集體仇恨奉為信條的現象，“滿懷著令人費解的沮喪和導向錯誤的怨氣，帶著對秘密與陰謀的精心幻想，民眾在不同時期的不同人群中找到了替罪羊”。
被泛化和濫用的民族情緒，甚至超越了客觀事實先行，成為令人瞠目結舌的存在——2021年，成都一大學校園論壇的失物招領啟示，因為行文采用了中英雙語、字跡清秀，被網友臆想成是女大學生跪舔留學生，從而掀起“崇洋媚外”“easy girl”的一輪網暴。
諷刺的是，人們最終發現當事人是一名男生，因為撿到的iPad中采用英文操作系統，采用中英雙語可以提高找到失主的可能性。于是，網暴者又悄然退出頁面，仿佛一切風暴從未發生。
當人們以伸張正義之名，對一個人上綱上線地扣帽子、斷章取義地去制裁時，輿論和事態的走向，遠遠不是我們能夠把控的。沒人可以在這場剖腹自證的轉盤游戲下幸存。
人肉受害者，制造謠言
“互聯網斷案”的熱潮下，人們不能忍受當事人有一絲不符合預設的地方。為了所謂的“真相”，個人隱私權被一再踐踏。而當眾說紛紜時，謠言也悄然蔓延開來。
網友16歲生日時拍的婚紗寫真，被人盜用說是“穿著婚紗看王源演唱會的前女友”；笑著出鏡的 “卡夫卡松餅君”，被懷疑是賣慘裝??；只是在網上曬出訂婚照，新娘就被人惡意評論是“某洗浴會所8號技師”；唱“挖呀挖”的幼師一火，就有人說她已辭職、本身就是網紅甚至相貌丑陋等……
嫉妒心理，似乎是惡意的源頭。失去兒子的媽媽身著名牌、“卡夫卡松餅君”出國留學、南加州大學遭槍擊的留學生開寶馬，都能成為他們被攻擊的理由。而更多受害者只是得到了一定量級的輿論關注，就被指為“流量操盤手”。當人們疲于甄別消息的真實性時，活生生的人卻正在被反噬。
挑軟柿子捏，針對弱勢群體
有網友指出，通過網絡集結而成的這一股網暴勢力，甚至可以稱為“婦仇者聯盟”。這一觀點并非空穴來風。研究發現，新冠疫情發生以來，38%的婦女有過遭遇網上暴力的親身經歷，85%的婦女知道某人受到過網上暴力攻擊。
此外，互聯網上的“凌弱”行為，也無時無刻不在發生。因地震致殘的鋼腿女孩、被父母拋棄的劉學州、被質疑“便宜沒好貨”的“2元糖水”爺爺、患癌癥的博主“卡夫卡松餅君”……從何時開始，一個人的弱點不再能引發人們的同情，反而會招來外界的惡意？
利用社交媒體病毒式傳播惡意
謠言、攻擊、辱罵、性暗示等藏在人的“暗黑人格”中的言論，在社交媒體上輕易地釋放、抵達和影響其他人。而“社交媒體‘轉發’為核心的傳播機制，讓它成為了虛假、劣質信息的生存溫床”，新聞學教授方可成曾如是分析。
社交網絡是網絡暴力重災區，因為噴子們可以通過評論、私信直接攻擊到用戶本人。
從線上到線下，暴力升級
2018年德陽女醫生自殺事件，起因是安醫生和一名男孩李某在泳池發生沖突，丈夫喬某氣急上前打人?，F場視頻被發到網上后，安醫生與喬某一家人被人肉，騷擾電話甚至打到兩人的工作單位。為此，安醫生曾徹夜失眠痛哭。
安醫生不堪網暴自殺，喬某伏在病床邊痛哭的視頻被發上網后，網友又發起了對李某一家的網暴，花圈甚至寄到了其舊址。這導致李某一家只能住酒店，也不敢送孩子上學。
而現在，從線上到線下的網暴也仍未停止。被迫走上不雅直播道路的狗頭蘿莉，現如今決定不再繼續秀身材當主播，轉而去擺攤賣煎餅，還曬出了煎餅馃子的技術結業證書。但仍有人在線下找茬，用當眾辱罵、只付一分錢、破壞煎餅機等方式制造干擾。而理由，無非是“看不順眼”。
施暴者隱身，維權困難
目前我國現有法律并不能涵蓋網絡暴力的多種形態，也缺乏具體的操作程序，“法不責眾”常常成為網暴者的施暴動因之一。
2020年，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案成為我國首起自訴轉公訴的網絡誹謗罪案件，亦是當年的2020年度十大法律監督案例之一。
負責辦案的杭州市余杭區檢察院工作人員在當年感慨“人生被改寫只需要短短9秒”，而當事人陷入輿論旋渦，已長達10個月之久。
2023年年初，深受黃謠網暴困擾10余年的演員張靜初，用一場為時一年八個月的現實版“秋菊打官司”，等來了遲到的正義。但即使有了法院的判決結果，造謠者至今仍拒絕道歉。
這兩起來之不易的“勝利”，已經是目前網暴受害者能夠借鑒的典范。
如果無法有效懲戒網暴者，讓“每一根稻草”必須承擔責任，“每一片雪花”都逃不掉懲罰。在實現這點之前，如張靜初所說，不過是“勝利的官司，失敗的維權”。
影響難以消除
網暴的開始沒有緣由，受害者也無法推算塵埃落定的結局，從而規劃保護自我的防御計劃。
長期從事臨床心理學治療的張夢觀察到，經歷過網絡暴力的人短時間內不一定會出現應激狀況，往往需要6個月之后才會出現應激反應，這導致更容易錯過救助的最佳時間。
反復回憶事發情景、下意識地回避網絡平臺、負面想法纏身……心理上在不斷循環經歷著不安、惶恐以及自我否定，無論他們最后決定反抗還是隱匿，自證陷阱留下的傷口都需要長時間的療愈。
如果傷害沒有結束的一天，又何來談人生翻篇？
攪亂輿論，阻礙追問
每一輪網暴的散場過后，只剩下一地雞毛。但在不少重大事件中，值得我們關注的并不只是網暴，事件本身總是在不斷的對立和罵聲中被模糊：
尋親男孩劉學州留下的萬字遺書中，曾經提到留守兒童、校園霸凌等問題；粉發女孩被網暴去世后，網絡暴力的監管問題、維權問題也尚未得到更好的解決；而墜樓身亡的母親背后，也有網友提問：能不能規范一下機動車進校園的制度？有沒有辦法更好地進行人車分流，避免類似的悲劇重演？
網絡暴力，或許是讓事件本身加劇演變、讓當事人不堪重負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背后值得被關注和探討的議題，在互聯網上卻時常處于缺位狀態，這是因為要當“正義使者”很簡單，但要沉下心來思考一件事，卻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而時間和注意力恰恰是互聯網的奢侈品。
甚至是對于網暴本身的討論也是如此——每一輪的網暴之后，都會有對于反網暴的呼聲，但這一呼聲，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平息。這一次不如想想，我們還可以做些什么？
時至今日，我們仍在討論網暴，我們時刻重視網暴，我們必須反對網暴。
網暴的本質是人們覺得自己擁有可以隨便對別人進行道德評判的權力，而反網暴就是告訴人們——你沒有。
人在任何情境下，都沒有隨便審判別人的權力。
反網暴現在需要做的，除了平臺端的治理外，就是全社會形成共識，通過教育體系將共識下發：你，不可以在網上亂說人；說人，你會被懲戒，會付出代價。
只有通過長期的教育和規訓，人們才會逐漸在心里建起圍欄，知道這件事是錯的，就像知道不能亂扔垃圾、不能踩草坪、不能闖紅燈一樣，在打出每個字之前，都要想想代價。
張靜初好友、自媒體作家非非馬認為人們在網絡上很輕易就會“攻擊”別人的一個原因，是對方在此刻是一個“抽象的人”。
“看不見具體的樣子，也無法感知到對方具體的疼痛。不被看到的疼痛，就會很難喚起不忍，喚起同理心。”
但是我們能感到疼痛，才能保護心不陷落。穿越過傷悲，再向前一點；學著更多體會，再擁抱多一些。
我們都置身其中，無法視而不見。
